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 ：能否释放生育潜能，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******
又一地方政府用“真金白银”激发生育潜能 。1月11日，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，近日，深圳市卫健委就《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》(《管理办法》)公开征求意见。
《管理办法》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，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 ，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 ，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，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，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；生育第二个子女 的，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 ，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，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，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 ，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 ；生育第三个子女的 ，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 ，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 ，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，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 ，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。
深圳市卫健委指出 ，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，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 ，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 是生育二孩 、三孩的意愿 ，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，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，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，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。
澎湃新闻梳理发现 ，自2021年以来，从省级到市县，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，比较而言，市县 的政策措施更细化。从措施内容来看 ，以现金补贴为主，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。
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，以现金补贴为主
2021年7月 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印发 ，明确指出，当前 ，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，具有重大意义。
同月，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，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，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，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，减轻群众生育、养育 、教育负担。
这场会议召开次日，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，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，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 ，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 ，直至孩子3岁。
后来，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。
省级层面上 ，《广东省公共服务“十四五”规划》提出，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 ；浙江规定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 ，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 、托育费用补助；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。
此外，湖南、吉林、黑龙江 、云南 、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，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 、革命老区倾斜。
相较于省级层面 的要求 ，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。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，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 ，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 的家庭，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；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、三孩 的夫妻，每月补贴200元、400元，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。
值得注意的是 ，在现金补贴之上，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 。如，北京市明确，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，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 ，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；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 的本地户籍家庭，增加1套购房指标，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；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 ，生育二孩 、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 ，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 ，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 的政府补助 。
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 ，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 ，生育二孩 的给予50% 的补贴 ，生育三孩 的给予80% 的补贴 ；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，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 的户籍常住家庭，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 ，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 的资助 ；安徽省规定 ，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 的，其恢复生育手术 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(镇)人民政府 、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。
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 ，育儿补贴 ，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，“支持生育 的政策，包括三种主要类型，第一种是经济支持 ，第二种是劳务支持 ，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，第三种 是时间支持，比如育儿假 、产假等。”
任远同时指出，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，“在经济发达地区，育儿补贴 的作用其实是有限 的，因为在这些城市中 的生育成本 、儿童养育 、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 ，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，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。但 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，生活成本比较低，生育和养育 的成本也相对较低，同样的育儿补贴，对于提高生育率 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。”
对此 ，任远建议，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 的具体生育需求 ，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-生活、养育、教育等具体困难 ，来提供相适应 的生育支持政策 。比如 ，一些发达城市中，家庭生育碰到 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 的冲突，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，此外 ，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，因此，对这些地区，可能最主要 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 的支持上，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。
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
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《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》 的起草说明中指出，近年来 ，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 ，结婚率逐年下降，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，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。
据国家统计局发布，2020年，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.3 ，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。2021年 ，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，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.15，低于发达国家 的平均生育水平，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(2016-2030年)提出的稳定在1.8左右 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。
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 ，公众更关注“真银白银”补贴后的效果。
其实，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 、韩国也已存在多年，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。
澎湃新闻近日报道，2022年年末，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《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》，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，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 ，还将促进移民、外国人和老年人 的就业。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 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，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25940元)，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。
“日本、韩国生育率 的下降 ，比中国要早，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 的地方 ，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 的生育支持政策，对我国 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。”任远说，从已有的文献看，日本和韩国 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，特别 是韩国 ，“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 ，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 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。”
任远指出，采取一系列 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 ，使一些希望生育但 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 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，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 的 ，“比如我国 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.6到1.9，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.3，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 ，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 的满足 ，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 的。”同时，任远提出，在更深层次来看 ，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 ，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，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 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，人们 的生育动机在减弱 。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，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 的效果 是有限的。因此，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 ，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，“在计划生育时代，形成了‘只生一个’的生育文化 ，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 ，生一个孩子 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。在低生育率背景下，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。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，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 的情感价值 、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，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 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 的价值 ，通过这种观念上 的重新塑造，使人们觉得生育 是有意义的，才能提高人们 的生育动机 ，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，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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