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·深问丨庞军 ：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“气候变化陷阱” ？******
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题 ：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“气候变化陷阱”？
——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、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
作者 徐雪莹
气候变化 是否为西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？在目前 的技术水平下 ，碳减排确实会以牺牲一定 的经济增长为代价。近年来 ，美国更以“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”为由 ，曾退出《巴黎协定》 。
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，其“双碳”进程何以同经济发展“双轨并行”？又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？
“这些年，中国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、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 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、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指出，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，推行低碳理念同样能带来更多商机。中国通过双碳“1+N”政策体系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、建立健全碳定价等市场机制作用、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 、加大碳捕获碳吸收技术开发利用等综合举措 ，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完成“双碳”目标，贡献国际环保事业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：
中新社记者：中国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 ？其降碳举措和西方相比有何不同？
庞军：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，美国从2007年到目标2050年间隔43年，欧盟为71年 ，中国承诺实现的时间只有30年 。
在碳减排上 ，中国如今面临 的一些困难，是西方当年所没有的 。西方提出减碳计划时，基本已走到工业化后期阶段，产业结构转型较为彻底，很多高污染 、高耗能、高碳排放行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。中国由于人口 、产业、技术等因素，加上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些阻力 ，难以通过产业转移来减碳。同时，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主导的化石能源为主，碳减排任务更艰巨 。
虽然只有30年时间 ，但中国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实现“双碳”目标，具体行动包括以下几点 ：
首先，立足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的基本国情，大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，降低单位GDP碳排放量，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。目前 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跻身世界前列，水电 、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球前列、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崛起 ，都利于减碳 。
宁夏银川市贺兰县“渔光互补”发电项目 。(无人机照片)袁宏彦 摄其次，在顶层设计上，中国提出双碳“1+N”政策体系 ，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表、路线图 。对能源 、工业 、城乡建设 、交通运输等不同行业，针对重点领域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 ，梯次有序开展碳达峰行动 。
再次，同西方相比 ，中国采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办法。即在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 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，加大氮氧化物 、挥发性有机物(VOCs)、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力度。
最后 ，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，相比于西方国家碳市场 的体量更庞大 。未来可以利用全国统一碳市场 ，纳入不同行业，通过核证自愿减排量(CCER)交易、碳税 、可再生能源配额、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、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等措施，形成针对高耗能行业的有效减碳手段 。
线路工人在安徽省淮北袁庄境内进行晋北-南京工程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施工作业 。该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之一。王文 摄中新社记者 ：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下 ，全球能源价格飙升 ，欧洲国家持续面临“油气荒” 。这会否延缓各国迈向“双碳” 的步伐？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有何影响？
庞军：从短期来看 ，欧盟大量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资源，乌克兰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盟 的低碳转型战略。
欧洲难以获取俄罗斯天然气 ，又即将面临冬季采暖压力。此时能源安全显然更优先于低碳与能源转型。为解决冬季采暖等能源需求问题 ，德国、意大利等国可能会重启燃煤发电，或延缓燃煤电站关闭时间。这甚至可能影响到欧盟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%的目标。
从长期来看 ，各国最终还 是会向低碳方向迈进 。若乌克兰危机持续 ，欧洲可能会重新考虑其能源转型路径 。一会设法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，加大能源供应多样性 。二会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，如加快开发太阳能 、氢能等能源。
对于中国能源转型 ，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影响没那么明显。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电为主 ，区别于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 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，俄罗斯反而有更多的清洁天然气可以供给中国，有利于中国增加清洁能源 。但乌克兰危机对欧洲能源 的影响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启示 ，过度依赖国外能源资源，会令本国能源安全存在隐患 。
2022年10月，天津LNG接收站二期项目有序进行中 ，确保5# 、6#储罐供暖季前投用。中新社发 王军 摄中新社记者：中国能源结构偏煤，产业结构偏重 ，减污降碳仍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。“双碳”行动中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能源安全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？中国能源转型道路何以同经济发展相协调 ？
庞军：以煤为主 的能源结构 ，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改变。要保证能源安全 ，必须充分认识到煤炭在中国能源中 的主体地位，保证煤炭持续稳定供应。同时 ，把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要抓手 。一方面，对煤炭企业采取适当措施，在清洁能源利用技术上给予适当支持，促进其技术升级。另一方面 ，重视能源供应多元化 ，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。
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亦然。“双碳”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不能因为追求“双碳”目标，就对碳排放高的重要行业“一刀切” ，而要挖掘 、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 的潜力。
当下，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。能源转型同经济发展相协调，须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，促进能源多元化 ，加大对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。这些都有赖于技术支撑。因此 ，还需不断开发新能源 、节能增效等技术，通过技术挖掘转型潜力 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 的能源能得到持续供应 。
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境内 的茨河(黑河)水系与设立 的风力发电装备相映衬。王彪 摄同时，经济发展也是能源需求重要的驱动因素。能源需求通常会伴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，但经济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。发展高新技术、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，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，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。
中新社记者 ：中国幅员辽阔，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 、产业分工 、经济发展 、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 。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何不同 ？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如何考虑省际碳公平问题？
庞军：中国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 ，特别是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等，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；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较突出 ，重工业 、化工业占比较高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，往往依靠外部供应能源 。
中国各区域 的产业结构调整，要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，才能在全国整体 的经济发展格局下，使各区域产业结构趋向合理，形成区域间协同分工。
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和技术创新 ，发展外向型经济，如高附加值 的高新技术产业 、数字产业，提升国际竞争力 。中部地区重化工业比例相对更高，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引导高消耗 、高排放、低附加值产业向低消耗 、低排放 、高附加值产业升级，推进第三产业发展 。西部地区未来可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，为其他地区提供优质 的清洁能源 。
其中有一点尤为重要，即防止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。不能说东部地区要发展，就将污染产业转移至西部 ；西部地区为提升GDP ，就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承接过来 。
全国碳市场设计也应考虑到省际贸易问题。省际贸易中 ，能源产业较密集或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较高 的省份 ，往往会为外省承接一部分碳排放；经济发达且产业结构中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省份 ，则会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外省。
因此 ，为解决省际碳公平问题，首先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性，科学界定各省碳减排责任。对于高耗能省份 ，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发放要有所倾斜 。配额过于宽松 ，起不到约束作用 ；过紧又会给这些省份 的产业带来很大影响 。因此，碳配额应当适度 ，并给予调整空间，让各省份有时间逐步调整能源结构。
其次 ，从长远来看 ，真正的功夫应下到碳市场之外，即通过资金 、技术 、人才等支持 ，帮助高耗能省份尽快升级改造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。例如，通过适度 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，用以支持传统省份进行节能改造与产业技术升级 ，缓解因省际分配效应而加剧 的地区不公平。
中新社记者：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，世界减碳历程有否可参考 的经验？中国这场“双碳”变革又能为国际环保事业带来什么 ？
庞军：发达国家在减碳历程中 ，通过立法引领 、财税刺激 、科研指导等手段 ，促进企业减排降污 ，限制了高污染 、高能耗行业 的发展 。同时 ，向民众推广低碳文化、低碳理念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低碳 、清洁能源 的良好风气 。其为全球减碳做出 的各项有效举措值得借鉴。
中国“双碳”变革必将为国际环保事业作出贡献。
一则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，在实现“碳中和” 的进程中，对全球减排的贡献毋庸置疑 。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推进新能源发展 ，进行低碳变革，为世界环保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。
二则 ，让世界看到中国践行“双碳”理念 。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行动措施中获得经验借鉴 。同时，形成示范效应与国际减碳风气 ，给部分消极国家带来压力，倒逼其推进减碳事业，最终促进全球减碳。
航拍塞罕坝千年秀林。(无人机照片)韩冰 摄最后，中国推行低碳还能带来更多商机。例如 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、开发新能源汽车等 ，均涉及数字化改造 。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在新领域的商机 ，也有助于加速国家新能源技术创新 ，甚至带动全球新能源技术 的发展，为经济与生态带来双重增益 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庞军 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 。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、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。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成员 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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